有学说也认为，即使各项指标都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该产品仍然可能存在缺陷。

在决策者看来，刑事赔偿纠纷似乎不属于纠纷，而是犹如行政审批那般，国家可以通过提出申请—作出决定的流程作出单方面裁断。上述两组数据中的剪刀差，虽不能直接反映案外协调机制的准确情况，但它可以说明，正式制度在国家赔偿纠纷化解中的实际作用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越来越不重要。

比如，2017年底，内蒙古一男子被警察枪击身亡，其家属和当地相关部门签订了一份《息诉罢访保证书》，在接受了160万疑难案件款后，家属放弃所有诉求。司法救助本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环，许多国家将这一职能纳入行政而非司法程序来实施。[60]国家责任意味着公权力的不法行为对法秩序造成了破坏，所以，追究国家的法律责任即是对法秩序的恢复。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6]最高法委赔监273号决定书。而日本的《犯罪被害人等补偿金给付法》规定，履行救助职能的机构是国家公安委员会，其隶属于内阁。

实践中，法院有时会通过调整计算方法、参照其他法律规定等方式，对《国家赔偿法》第36条的直接损失作目的性扩张解释。然而，对于国家赔偿制度而言，该理论框架的主要局限在于，国家赔偿本身并不是完整的诉讼程序。不足表现为公开实效不彰，公开豁免事由常常沦为不公开的挡箭牌。

参见后向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资格条件上的利害关系问题探讨》，《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2期。而这正是人民参与国家社会管理，真正当家作主之必然要求。如上所言，作为信息公开制度宪法基础的参与民主原则，本质上属于宪法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路径，其之所以区别于代议民主，不限于对公民个体权利保护以及要求理性、有序，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更有效地行使主权权力。但如果行政机关以此为由，通过拒绝数据共享来拒绝信息公开，则无疑会冲击已经实施多年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摘要:  近年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时出现不足和过剩现象。前者表现为公开实效不彰，后者指公开申请权滥用，由此带来对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违反宪法逻辑的批评。

工商所、税务所和派出所是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供电所和营业所是国营企业的基层分支(供电所对应供电公司、营业所对应国营银行)，车辆监理站和防疫站则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车辆监理站对应交通部门，防疫站对应卫生部门)。[21]同前注[5]，秦小建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府办市场和政府办社会的长期传统之下，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我国不光数量众多，而且事实上履行政府公共职能，管理方方面面的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基础是参与民主原则。

[30]最终，《条例》修订草案第31条第6项选择授权行政机关对申请人重复提出的相同或相似申请不予重复处理，第36条第3款授权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大量政府信息的，可以延迟答复。2016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功能：指向民主参政，不限于维权救济 由于以参与民主原则为宪法基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功能不限于维权救济，而是指向民主参政。第2条第3款所确立的参与民主制度，紧接第2款规定的人大制度，同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实现形式。

因此，为了给《条例》修改划定宪法边界，提供宪法指引，该项工作殊有必要。《条例》中，该地位体现于第6条(政府信息公开应准确，否则应澄清)、第7条(确保多个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第14条(信息公开不得侵犯个人隐私)和第25条(公民有权要求更正与自身相关的不准确政府信息)。

第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在人大向社会公开其监督活动的领域，代议民主原则下的信息公开和参与民主原则下的信息公开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叠。

[26]同前注[5]，秦小建文。第二，行政法规不便创设新的权利。这至少可保证数据开放之例外有章可循。换言之，我国宪法上的政体具有一体两翼的结构，人民主权原则是本体，通过人大的代议民主和人大之外的参与民主为两翼。在此视角下，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此轮修法可做如下宪法展开： 1.人民的主动地位。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公开制度针对的是尚未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类似于申请行政许可，受到行政处罚，与试图改变一个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有本质区别，故信息公开申请以具有利害关系作为资格要件纯属一个假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在人大审议和监督之外，通过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来提升政府活动的民主和理性程度，应对实践中多发但不可能靠人大日常干预来解决的政府乱收费、集中采购黑箱操作等问题。[40]经过调查，藁城县监察局得出结论：发生这些违纪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行政活动不公开，制约机制不健全，随即向县委、县政府建议开展两公开一监督试点，最终得到采纳。

对此，具体解释是：尽管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信息自由权或者知情权，但宪法从两个方面为本条例提供了立法依据：第一，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5]秦小建：《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逻辑》，《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

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第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故《条例》设置一系列公开豁免，就是为了防止信息公开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或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

宪法展开方面则反映人民之四种主权者地位。以开启我国信息公开建设的河北省藁城县两公开一监督经验为例。由此可见，整体而言，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宪法上人民的4种主权者地位，此轮修法尤其突出了参与民主所强调的主动地位和积极地位。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有效法律共239部，行政法规则多达706部，[19]行政规章更是不计其数。

事实上，上述认识不光是学理判断，更为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所接受。专家建议稿对促进政府信息流动的内涵解释如下：信息化与信息社会要求政府信息资源的自由流动，以促进经济增长……在所有国家，由于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者，国家信息化或者信息社会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化，而政府信息化的核心是政府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影响，政府透明度不足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3)对公开豁免作出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压缩适用的裁量空间。(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性质：对应参与民主，而非代议民主 就基本性质而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参与民主原则下的公开，而非代议民主原则下的公开，两者有关联，但不得混同。

更重要的是，从实定法角度而言，这一立场在《条例》立法目的条款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表达。[9]早在2004年，中纪委办公厅对政务公开的宪法基础就有如下表述：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6]基于如下两点理由，这一批评是不成立的。新宪法总纲的第二条和一九七八年宪法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外，还明确指出‘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标志。根据《信访条例》1条，信访制度既旨在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也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故公民信访既可以与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完全可以没有，而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

[13]同前注[6]，周汉华书，第23页。基于上述理由，双轨不应也不可并作一轨。

这些信息本身都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条例》第2条界定的政府信息。该项规定完全契合《条例》修订草案第5条确立的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若得以在《条例》中明文表述，无疑更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之间的衔接。

[24]在此背景下，《条例》修订草案彻底删除三需要条款，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申请没有资格限制，公民有权申请公开同个人特殊需要无关的信息。《条例》第37条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有义务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正反映了宪法上的这一要求，不应在此轮修法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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